6月11日，在听取劳动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时，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直接表达了对《工人日报》不报道渤海二号事故的不满，他说：“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6月20日，万里再次提到渤海二号事件，认为《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如果你们掩盖这一类问题，掩盖我们的矛盾，不代表工人讲话，那就不要干这个工作。你代表工人讲话，不要怕得罪哪一级。这样才会使工人感到你像工人的报纸。”

随后，工人日报社研究决定，派出记者陈骥（时任工会工作部主任）、牛凤和（时任经济部记者）前往天津，与该报驻天津记者站的刘俊生一起，开始了全面采访。

陈骥回忆说：“我们采访的对象，主要是参与事故调查的同志和部分企业职工，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时任天津市劳动局局长、著名的劳动模范出身的潘长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他也是事故调查组的一名负责人。其他还有经委和工会参与调查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对事故发生过程中基本事实的原始资料，渤海二号职工与海洋石油局的通话记录、决策会议的原始记录、天气预报的原始记录、事故发生后抢救的原始记录等等都进行了再一次的查证。对企业管理中足以引发大事故的种种实例也进一步搜集材料，逐步挖掘出隐藏于事故背后的错误指导思想。还开了一些职工座谈会，听取意见，印证我们的分析和看法。”职工们反映，“我们海洋勘探局是事故出英雄，一次事故，一批英雄，事故越多，英雄越多。”事发后，局领导要大讲渤海二号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的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活动。全局统一思想，“事故”二字不许提。

经过一番采访调查，被海洋石油勘探部门“光环”掩映下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触目惊心：

从1975年到1979年，发生1043次事故，其中重大事故30多起，造成105人死亡，114人重伤，经济损失巨大。事故发生后，个别领导并未能引起警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分析事故原因，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而是忙于评选事故抢险中的英雄人物，收集先进事迹，通过给有功人员披红戴花、评功授奖，“偷梁换柱”，把坏事“漂白”，巧妙地转变为好事，把损失说成是“交学费”，弄虚作假以掩盖自己的过错，结果却是，负有责任的领导不降还升，事故教训没有认真汲取，存在问题没有认真查找，反而助长了不说真话、不尊重科学的坏风气，工人们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难有保障。更为荒唐的是，渤海二号钻井船的《稳性计算书》等外文资料，从未翻译、研究过，直到沉船事故发生后，为了调查案情，才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请人译出。因此，从1979年1月到8月，事故频发，高达55起，同比增长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