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对将来有什么打算？难不成还等着溥仪重新登基赏你个内阁大臣做做不成？大清国倒了十几年了，你还做梦呢！女儿儿子一个叫‘皇上’，一个叫‘皇帝’，亏你想得出！”

对于诸如此类的讽刺，黄二爷充耳不闻。他自然知道爱新觉罗气数已尽，可是也不愿意承认民国的开始，他到底是前朝赐姓的“随旗”子弟，名门正道的宅门出身，怎么肯降尊纡贵到民国政府里讨个一官半职。况且，所有他可能做的那些职位，诸如某部文员某局秘书之类，点头哈腰一个月积下来的薪水尚不够他一次打茶围的用度，又何必去受那个委屈呢？不错家业是不如以前了，可是也还没到抛头露面托钵乞讨的份儿上。至少，这口鸦片也还抽得起，也就没什么好计较的。

于是，他照样儿声色犬马，照样儿招朋聚赌，也照样儿逛八大胡同捧京戏名旦，甚至在妻子临盆前夕大张旗鼓迎娶第三个姨奶奶进门，夫人赵依凡终于忍无可忍，当年年底即丢下尚在襁褓之间的幼子小帝，与小姑子黄家秀相偕远游——名义上是出国留学。

出国留学！26岁的少奶奶，两子之母，这样的身份！黄二爷气得很，也没面子得很，索性将北京的往事一笔勾销，阖家老小一股脑儿搬到上海去，远离了那班亲戚朋友，也就远离了议论和嘲笑。

依凡走的那天，是个阴雨天。从此黄二爷一生都憎恨阴雨天。

无奈到了上海之后，几乎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日子。淅沥迷蒙地，像一首冗长而单调的练习曲，无情无绪地从头弹到尾，欲断不断地，又从头再弹一遍，无情无绪地重新来过。

没有终了。

阴雨的日子里，黄二爷唯一可做的就只有吸烟，或者招一群酒肉朋友将屋子塞满，尽量弄得有声有色，使他忘记在北京的失败，忘记那件发生在同样的阴雨天里的不愉快的事。

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

如今，太太回来了，可是战争依旧，一点儿也没有好转。黄二爷深深地叹息。

可是黄二奶奶赵依凡只有更叹。

依凡女士从出国后年龄就好像没有长过，非但如此，她的日月简直是往回走的，一年更比一年年轻，走的时候是个26岁的少妇，回来的时候倒像个双十华年的少女了。

美貌和学识都让她不能够再忍受黄家行尸走肉的隔绝生活，她不要再看到那成堆的锈迹斑斓散发着霉味儿的古董，不要看到那个来自八大胡同极力遮掩也仍旧掩不去一身风尘气的三姨太，更不要再看到那些不知什么动物骨头做成的骰子和沉重的樟木牌桌。她要挥散那朦胧不清的烟雾，要打碎那些半明不暗的烟灯，要冲破那种懒散沉旧的秩序，可是她采取的手段，却只是和丈夫一样，比拼着砸杯子，砸家具，结果砸碎的，只有自己已经濒临破裂的婚姻和儿女童年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