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一直奉行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战国时期。统治者企图靠这种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可是事实证明，这种思想只适合用来维护社会稳定，带来短时效的发展，却不能跟随社会潮流促进长远的发展。重农抑商在本质上就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也就是说只要有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有重农抑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政策也会相应发展，元朝就是一个典型个例。元朝的统治者来自游牧民族，他们极其重视商业的发展。由此，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很快便打破了重农抑商政策，大肆发展商业，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朝商业的繁荣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原因，这跟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

“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只有交易成功以后才收取说税费，而在往来运输的过程之中不需要纳税。这种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另一个促进元代商业发展的因素便是其官大的疆域。元代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再加上四大汗国，其疆域基本上覆盖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因此带来的好处便是：从欧洲出发经丝绸之路到达元大都，只需要二百七十天左右，且一路上平安无事。这种便利的条件极大地刺激了元代贸易的发展。

元朝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垄断形式不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铅、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善于经营，出现了许多大商贾。

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上海、温州、杭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外国商船返航，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花瓶、漆盘、陶瓷器、金、银、铁器、漆器、药材；进口的商品有珍宝、象牙、犀、钻石、木材等等。总的看，整个城市商业活动比较繁荣。大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当时有这样一段精彩记叙：“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门，还有不少附郭。居住在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或是来进贡方物的，或是来售货给宫中的，所以城内外都有华屋巨室，有的是贵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门住宅。

国外运来的价钱昂贵的珍品和各种商品之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来自各地的货物，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天进城的有成千车。还有不少丝织品。”除了大都（北京）外，全国各地还有杭州、苏州、广州、泉州、扬州、镇江、开封等地。元朝的商业操纵在政府、贵族、官僚、大商人手中，政府规定，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农具，实行专卖，政府抽利。寺院、道观也经营商业，从中取利。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大臣，通过其奴仆进行商业活动。民间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说：“人生不愿万户候，但愿盐利淮西头。”讲的就是当时盐业商人的情况。当时国内南北物资交流畅通，从南运北的商品有米、麦、绸缎、棉布、陶瓷。从北运南的商品有北方土产和来自西域的商品。由于蒙古族当时统治的地域幅员辽阔，也就造成元朝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交往，是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比较频繁的时期，对当时整个当时亚洲的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