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雨，稀稀拉拉的敲打着医院病房的玻璃窗，病房里静得可怕，到处弥漫着苦涩消毒水的味道，呼吸机咕噜咕噜地冒着泡，心电图疲惫缓慢地忽上忽下地跳动着，证明着病人的一息尚存，我的父亲憔悴地躺在病床上，紧闭着双眼，微弱的呼吸，扣在鼻部的呼吸机让他无法说话，虽然一直昏睡着，但全身插满了各种管子显示病情的严重，特别是大腿动脉上插入透析用的针头已经两年了，从未取出过，早就让一条正常的腿萎缩失去了功能，细得只有我的胳膊那么粗，甚至连动都无法移动，让人不忍直视。昏迷中父亲苍白的脸上依然承受着难以言表的痛苦，但是不论怎样的痛苦，父亲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呻吟，见到我和母亲永远都是苍白淡然的微笑，如今他安静地躺在那等待死神的宣判。他真的累了，再也挣扎不动了，再也不能向从前一样守护这个家，守护着我和母亲这两个他爱护的弱小女人了，他不想再挣扎了，每一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换来的不仅是难以承受的病痛之苦，更是对家庭负担的深深内疚，他不想再为母亲和我增加一分负担了，昏迷前他向医生交代了最后的嘱托，拒绝再使用任何特效药物，他要把家里最后的积蓄留给失去屏障的母亲和我，他把能救自己命的医药费省了下来告诉母亲留给燕子，等她出嫁时给她，咱们不能让这丫头出嫁时身无分文，再难也得让这丫头风风光光地嫁人。然后流着泪拉着母亲的手用尽最后微弱的声音，说出了压在他心底的话：

“惠歆，我对不起你，我拖累你了，你还年轻，再找个好人嫁了吧！不要再受苦了，无论如何要把丫头留在身边，这孩子任性单纯，千万不能放她走，那个小子我不放心，你不能让我死不瞑目！”

医生已经下了三次病危通知，这一次父亲已经昏迷了两天没醒过，母亲和家里的几个长辈们在病房外商量着后事，父亲上海的姊妹们正在赶来的路上。我坐在父亲的病床边，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早已不再是我曾经熟悉温暖有力的手，而是一只软弱、冰凉、毫无知觉的一个垂危病人的手。50岁，是一个男人应该享受幸福的时光，可是尿毒症已经让父亲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五年，让父亲从盛年的岗位上退下，缠绵于病塌，那种无奈，那种悲凉，或许只有母亲才感受最清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母亲陪着父亲寻医问诊，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个角落，只要有一线救命的希望就绝不放弃。

在父亲得病的初期，都说偏方治百病，母亲带着父亲去过新疆，走过云南，到过最偏远的农村，吃过无数农家土法炮制的“特效药”，做过针灸治疗，眼看着中医无法医治最后开始西医的诊治。到过上海最大的医院，去找过北京最权威的专家，转遍大半个中国，凡是能想到的治疗方法全都尝试过了，眼看着病情一步一步地恶化得不到有效控制，只好回到云阳，开始中草药保守治疗，我们能做的就是一家人陪在父亲身边，陪他走完最后的日子。从那天起家里就没有断过中药的味道，尽管中药已经不起作用了，但是那个求生的信念，趋使着我和母亲每天轮流在家中小院的小火炉上为父亲煎制中药，希望这苦不堪言的中药真的能起到作用，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好的。一碗接着一碗，一副着一副，我们也不知道煎制了多少副中药，只要是听说有效的偏方土方不论多贵多难寻找，母亲都竭尽全力去配来，每一中副药里都凝结了全家人的希望。这碗药于父亲而言虽苦心甜，于母亲而言则苦不堪言，于我而言则不谙余味，只是家里的每个人都渐渐习惯了缭绕不散的缕缕苦药味......